习近平内蒙古行丨走进巴彦淖尔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

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国家标准层面的行政监督比较薄弱尤其是对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几近于虚置，这也充分显示了行政内部监督的局限性，因此外部监督就更加具有必要性，因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

[32]对于德国法中偏离判例报告制度的介绍，参见高尚：《论德国法中偏离判例的报告制度》，《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年第1期。另外一种是特殊性区分，它涉及对既存先例规则的改变，同时又不是对过去先例的根本性否定，这种区分之必要源自于先前判例蕴含的某些瑕疵或缺陷，如遗漏掉了部分关键性事实，而一旦重新将该事实添加进去，案件判决亦会发生改变。

[3]法官在从判决理由中抽取先例规则时，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空间。[27]当然这一限制具有两面性，尽管有消极的一面，但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其积极的一面。推翻先例，主要是在普通法的语境下讨论的，一般上级法院可以推翻下级法院的判例，而下级法院无权推翻上级法院的判例。稳定性是法律所应首先具备的一个重要品质，不少学者都将其看作是法治原则的必备内容或要素之一。第三，维护裁判的多样性和保护法官的裁判自主性。

结论判例制度的提法虽然更多地还是带有普通法色彩，但是欧陆许多国家的法律实践发展已经表明判例制度同样能够在成文法系的土壤中生长。[18]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 Summers ed.，Interpreting Precedents:A Comparative Study, p.37, 58.[19]艾森伯格注意到了这一内在的张力，See Melvin Aron Eisenberg, The Nature of the Common Law, Reprint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31-132.[20]孙海波：《指导性案例退出机制初探》，《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关于天道观与中国固有法系的关系，陈顾远一文叙述得最为详备。

最后作者表示:中国法系的权利思想与现代的权利思想，其不发达与发达，实有天壤之别。但就比较的对象而言，李景禧认为:比较的对象，不能限于过狭，若以年代的长短、影响的大小，作为一个法系的价值判断，那就要踏上重大的错误。为此他简要地叙述了从《法经》开始到《大清律例》结束，各代法典篇目演变增删之大略。[[93]] 张天权:论中华法系，载《中华法学杂志》1945年第4卷第8期。

既不容拘泥旧说，复不可专骛新奇，必须立于民族利益基础上，保障以民族精神民权思想民生幸福为中心之一切新组织新事业，乃能蔚成革命时代之立法。故谓武家刑法为‘中国法系之变本加厉则可，独自为一‘日本法系则不可，美国学者韦格穆尔氏之误谬可知。

[[73]] 陈顾远:儒家法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关于中国固有法系回顾之一，载《中华法学杂志》1936年新编第1卷第3号。[[112]] 张天权:论中华法系，载《中华法学杂志》1945年第4卷第8期。本文刊载于 1929 年2月《社会科学论丛月刊》第1卷第4期，是作者精思之作，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族情感凝聚的文章，倍受欢迎，也鼓舞了研究者加人到这个领域中来。

梁启超不愧为近代中国沟通中西学的冰人，他最早运用法系的概念来判断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希望借此唤起中国人的自信心。他们从《法经》六篇开始，叙及汉《九章律》、西晋《泰始律》、曹魏《新律》《北齐律》《开皇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一系列法典，其间特别强调了唐律的世界性地位。该文说: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方盛行，而导源甚近。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杨鸿烈对此书自视甚重，将之作为他自己完成认识中华法系究为如何的使命的重要著作看待，他希望东亚法学家均能回顾数千年来我祖宗心血造诣之宝贵财产，不惟不至纷失，且能更进一步力采欧美之所长，斟酌损益，创造崭新宏伟之中华法系。

民国学者对中华法系特质的概括，有如下数端。[[56]] 蒋澧泉:中华法系立法之演进，载《中华法学杂志》1935年第6卷第7号。

1918 年参加上海新闻记者俱乐部。文化界开始探讨民族本位文化，如梁漱溟认为中国自古以文化立国，如果民族文化都被消弭，那么何来民族复兴呢?这种思潮在法学上的表现，就是20世纪 30年代中后期中华法系的研究蔚为热潮，在杨氏此书中不难感觉到此种潮流的影响。

在西方有宗教法学派、自然法学派、纯理法学派、人性法学派等法学流派，但在我国则是儒墨道法等百家，两者并非一一对应。为了论证什么是法律上的意思力，作者从法律的含义开始进行考释，认定法乃公正善良之术是正确的，中国人早就有法律为正义这样的观念。[[61]]因此作者积极探寻建设新中国本位法系与固有文化和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怎么重建，居正提出了四点意见:①由过去的礼治进入现代的法治。然民国之立法者，辄容易舍弃其传统而不顾，此予所引以为遗憾，而颇不可思议者。顾人非草木铁石，即不能专赖所谓‘规矩权衡之法以正之。

故而追述中华法系的源流也成为研究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起点。而海通之后，我国旧制，不足以应事变，乃思借他国法系以补充之，而法律思想一变。

况在往昔，一般人民毫无守法之习惯，即欲纯然以法为治，若徙木立信之类，终非探本清源之道。他指出:法系的价值判断，我们认为不能以年代的长短、影响的大小、形式的异同来比较，应以具体的实际关系为比较的对象，即以一法系的发生、发展与别的法系有无同质的内容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何况，如果承认世界法，那就没有必要再建立中国本位的新法系了。[[31]] 薛祀光:中国法系的特征及其将来，载《社会科学论丛月刊》1929年第1卷第4期。

[[38]]既而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旧有的中华法系必须要进行革新，但很多好的制度应当保留。学者持有异议，如杨鸿烈就认为不存在日本法系，盖其为中国法系之一端。 一、专著类 民国时期学者除程树德在《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中列专章叙述中华法系外，丁元普著《中国法制史》(上海法学编译社1930 年版)、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秦尚志著《中国法制及法律思想史讲话》(重庆史学书局 1944 年版)中也都论及中华法系。本文为陈顾远继《儒家法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关于中国固有法系回顾之一》之后讨论中华法系的另一篇重要文章。

[[19]]居正:《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载《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486 页。对此，世界法可能论者与民族主义理论的学者答案迥异。

而陈顾远则在这篇文章中，鲜明地表示了儒家思想对塑造中华法系的贡献以及现时代仍应继续发扬光大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40]] 丁元普:"中华法系成立之经过及其将来，载《现代法学》1931年第1卷第4~5期[[41]] 丁元普:中华法系成立之经过及其将来，载《现代法学》1931年第1卷第4~5期。

[[58]]再次为社会性，立法要处处考虑以社会全体利益为重。未尝着重于民族的精神及文化一点，吾人实不能不虚心坦白以承受之更不能不急速反省。

作者完全引用了前述李次山《世界法系中之中华法系》(再续)中的观点，将背景分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部分加以论述。其实自然法、人定法等诸流派仅仅是形式而已，其实质还是我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天道观。[[98]] 杨鸿烈:《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 历代法典的沿革中华法系起源早，说明中华法制文明的先进。

我们只能说这个权利思想，也是若干零碎的、片断的，绝没有系统完备的权利思想，谈不上发达，更谈不上比西方过而有之。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礼刑一致，以此作为中华法系的精神。

阐释了法系价值判断的标准后，作者又批驳了陈文中认为礼治特征为中国法系独有特征的说法，指出法律与道德相混，乃是各国法律未发达前的共同现象。[[79]] 李景禧:读《中国法系之权利思想与现代》有感，载《法律评论》1936年第1卷第47期。

就学者的爱国热情而言，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为中华法系的复兴殚精竭虑的赤子之心，也足以为后学所景仰。抉取材料的范围是广泛的，力图使人信服家族制度对于塑造中华法系的价值，现行民法之所以行使起来颇多窒碍，原因还在于照抄德日，未得中国固有伦常之要，所以只有利用家族制度的优点面发扬其效用，才能真正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